周延聆在六号车厢找到了黄野。黄野像根巧克力棒，黑皮细骨，腮边晒出一枚一枚的老斑，发际线后退得厉害，短寸发灰，和泼了刷白剂的冬草似的。他把脚上的软胶军鞋脱了，身体前倾着揉脚，趾头缝儿里攒着厚厚的泥块，拿指甲一刮，毕毕剥剥地掉了一地泥屑。

周延聆在他身边坐下，拿桐州老话搭腔：“老哥不好意思，我电话坏了，能不能借个电话打一下？给老板报个平安。”

黄野挥挥手很不耐烦地说：“找别人借去。”

周延聆露出业务性的笑容，继续央求：“问了第三个了，老哥你行行好吧，就五分钟，我坐在这里你看我打完就还给你了。电话要是打不通，老板要把我炒鱿鱼的。”

好话说尽了，人家不仅不借，还生气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呢？说了不借就是不借，别烦人，不然揍你！”

“好好好，不借就不借了，”周延聆退了退身子，两人之间拉开了距离。但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作出唉声叹气的样子，像累极了不愿意再走动。等到有售货员经过，他要了两罐啤酒，一罐给了黄野，一罐自己抓在手上，易拉罐冻得手心发麻刺痛，他咬牙也忍了下来。

如果这个黄野是他要找的人，他主动送上门来对方可能会怀疑是不是露了马脚。黄野自己拿不定主意，就会联系那个送周延聆上车的神秘人，说不定过一会儿周延聆就会收到短信。

喝到一罐子不满半罐子来回晃悠的时候，周延聆说：“老哥，要不这样吧，你替我发个信息给我老板，我把电话号码报给你，就写一句话就好。谢谢你了。”

黄野犹豫半天，最终还是点头了。他掏出手机来，按照周延聆给的电话号码和口述，很快把短信发了出去。周延聆连声道谢后，又递上了一盒新烟，被拒绝了。两人沉默地对坐着，周延聆借口要等老板回短信，屁股一寸都没有挪动。有个穿粉红色棉裙的小女孩从他身边跑过，差点跌倒，黄野手快地扶了一把，露出真诚的笑容。

“我们家孩子也有一条这个颜色的裙子，还是我给她买的，她穿起来好可爱，像洋娃娃。”黄野指了指孩子的背影，眷恋地说：“天天打电话嚷着让我回家去看她，因为回去就有礼物。”

周延聆对孩子的兴趣不大，他是孤儿，连带着对亲情也不熟稔，但是他对富有亲情的人总是很尊敬。黄野突然主动说话，还是这么感性的话，仿佛他们不是刚刚认识，而是能聊上几句的朋友。周延聆忍不住揣测，黄野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闺女长大了肯定孝顺你。”周延聆说。

黄野摇头：“一年都难得见几次，还记得我就好。”他被挑起了伤痛，像个蚌壳把嘴巴缓缓合上。周延聆相信，他的确看到了这个粗鄙困顿的中年男人内心孕育的珍珠，他的怀疑动摇了，这个人不是他要找的暗哨，暗哨是怀抱匕首的，没有提溜着小裙子的暗哨。

两人都不说话。其实要让周延聆说两句缓和气氛的话并不难，他最擅长做这种事，但是一来事有分寸，二来他不想和黄野真的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话再往下去说就很难控制了。

黄野遗憾不能时常陪伴女儿，周延聆则没能见过父母，这是两个缺失亲情的人，但是缺失亲情的人到了一起并不是就要生出惺惺相惜的感觉。至少周延聆不是，他想起福利院并排拥挤的窄床，一年到头都是老木湿霉的酸味，澡房发黑的、长了青苔的砖角，大蟑螂生一窝小蟑螂，夏天的夜半他不敢起床自己去厕所尿尿，找个塑料袋撒在里面扔到垃圾桶去。

曾经有过一个让他印象好的女老师，名字里带一个“菁”字。早上五点钟她就要坐在后厨池子边剥蒜摘菜，屁股下面压一张塑料小板凳，两腿叉开，白花花的蒜堆在中间，垫着一簇簇花菜和葱，浅的绿和深的绿渐层变换。周延聆替她把砧板洗干净抬过去，五寸多宽的银菜刀啪啪地往下拍，他放一颗，她拍一颗，汁水白泥飞溅起来，刀面沾得银珠灿灿。

后来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死在了产床上。没人知道她死前经历了什么，周延龄听其他老师说，疼了十几个小时才死的，只把小的保下来了，是一命换一命。葬礼不允许小孩子跟着去，不吉利，周延龄就没见到她的遗容。早上五点钟的太阳和月亮在同一片天空相对而站，穹幕是死气沉沉的鸭蛋青，尸斑的青色，周延龄站在蒜堆中间错以为是腐肉的臭味。

“老哥是桐州本地人吧？”周延龄懒洋洋把烟灭了，笑道：“听口音像桐西的，听说那一片关了不少厂子，经济不景气，现在散工还好找吗？”

黄野冷哼，这次张嘴快了很多：“这里是做不下去了，人都上白河了。”

周延龄瞥一眼他脚下的塑料油漆桶，里头除了工具包还有电钻、麻绳、涂胶之类的东西。涂料的气味很淡，几乎闻不出来，周延聆跑过工地，依稀能分辨出二氯乙烷、三甲苯的味道。

“怎么都往白河走？”

“不愿意去南边，就只能去白河。厂子也都往北陆陆续续地搬，要找工作也只能跟着走。”

“我去的不多，要不是为了工作这个月份我是不想往北跑的。冬天里又冷，又没东西吃。按理说，白河办厂没有优势呀，桐州暖和多了，怎么还把厂子往北迁呢？”

黄野翘起二郎腿，光着的脚来回晃荡，他夹着烟的那只手从袖管里多伸出来些，手背上的伤痕露出来。这些伤痕背后的故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看着觉得这些伤可怕，周延聆却想知道他自己看着是什么感觉。

“桐州这个地方水土不好，不养人，而且阴得很。” 黄野眯起眼睛，慢慢把最后一口烟往外面吐。他说话很克制，仿佛是怕把周延聆吓到了，“你年轻，不知道。老人家说桐州以前是日本鬼子拿活人研究生化武器的地方，死了好多人，地里种的东西带毒，水也脏。后来发现有煤矿，都来挖煤，好多人下去了上不来，82年矿难塌方死了将近两百多号人，乡里人说晚上能听到好大的鬼哭声。改革开放南下去做生意的本来就多，后来人越来越少，搞什么都搞不成。”

周延聆反倒笑了：“82年那事我知道，那是黑心老板枉顾安全死线，拿人命开玩笑。”

黄野点头：“死了那么多人呐，做生意的谁愿意沾上晦气？90年代尾巴美国人先到桐州办厂，洋人反正是不怕晦气的，他们不兴这个说法。我也是听人家的故事，挖地基的时候死人骨头全都扔到河里去，沉得河水都涨了。后来也没什么事，厂子也办起来了，人家看美国人都没什么事，才安心慢慢回来找工作。千禧年后小日本和德国人也多了。我们以前都是给洋人打工，反倒人气旺。洋人的厂子安全措施做得好，出事少，出了事赔的多，都愿意去。”

“现在还有出事的吗？”

“这几年又开始出事了，也不知道犯了哪位太岁。”黄野比出一根手指头，作出神秘兮兮的表情：“11年的秋天，有个美国人在办公室里上吊了，不明不白的，大使馆的人来了两拨，带着警察乌央乌央地把整个厂都包围了，每个人都搜身检查，流水线上的女工都要盘问，闹了一个多星期，报纸上偏偏一点消息都放不出去。后来抓了一个女人，说她是偷东西不成被发现才把人勒死假装成上吊。但是说出去谁都不会相信，美国人又高又壮一个女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把他杀了？家里人来了不敢喊冤，后来就判了死刑。结果不消半年，厂子负债关门了，工人都遣散，又有两个美国人跳楼，都说是女人来报复，是冤死的。”

周延聆掐了烟，伸了个懒腰。死人的故事听一个刺激，听多了也就不新鲜了。11年金融危机还没有过，美国人自杀的多的去了，这个女人只是个借口，厂子估计早就负债，倒闭只是迟早的事情，即使没有这个女人，还是要死这么多人。

黄野说起劲儿了，还要说：“再接着这两年，几个工地上都出了事，也不是什么大事，都说是意外，要么从楼上掉下来摔死，要么半夜里掉到河沟里去，还要么就自己撞墙死的。有的是老板，有的是普通工人，都说是阴气太重，容易犯忌讳，哪里还有人敢在这儿开厂？白河虽说偏僻些，但是地也便宜呀，开厂成本低，不就都往那儿搬……”

这时黄野的手机响起来，有短信发回来，只是一个“好”字。那号码其实是伍凤荣的号码，周延聆估摸着伍凤荣这时正在找他，知道他“电话坏了”的消息，伍凤荣不会坐视不理，他应该和伍凤荣碰头了。周延聆拍了拍黄野的肩膀表示感谢，站起来要走人。

没有证据能证明黄野是跟踪他的眼线，周延聆有点失望。他掏出手机给伍凤荣打电话，但是伍凤荣没有接，周延聆心中敲响警铃，转而往列车长席走。8号车厢里没有伍凤荣的身影，周延聆随机逮到一个乘务员问他伍凤荣在哪，乘务员摇头没说出来。

周延聆的心沉到了底，伍凤荣到底去哪了？

他站在列车长席的窗户边，低头用手机继续拨号，突然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玻璃窗上正映出两名乘警朝他靠近，他来不及多想，撒腿就走，手一滑手机从口袋错过掉在地上，他也顾不上捡。身后的脚步越来越近，他撞开过道上一个女人往车尾方向快步跑起来。

“周延聆！站住——”只听乘警高喝。

周延聆暗暗骂娘，一边担心伍凤荣的安危一边在心里罗列逃脱乘警的办法。嗬嗬的风声在他耳窝子里打转，那风像是从他肺里出来似的，肺叶扇成了拉风箱，烧得他脑门发热，脚底板也跟着发烫。他张开嘴巴呼吸，本来干裂的嘴唇更疼。

一路撞了此起彼伏的叫声，眼见着车尾就在十步之内了，周延聆突然停步转过身来。乘警正追到车厢口，见他停了，一车厢的人都惊慌失措地从两侧退开，顿时也没有马上追上前。周延聆缓缓跪下来，双手举高，他的心脏扑通扑通跳，脸上却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要见你们列车长。”全程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作者有话说

周先生回忆小时候不敢自己尿尿撒塑料袋里，是出自蔡明亮导演的电影《你那边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