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之祸愈演愈烈，形势犬牙交错，局势动荡不安。而五代十国，则是藩镇之祸的“升级换代版”，在“量”上并不比唐朝藩镇多，但在“质”上却远超过唐朝藩镇之乱给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毕竟唐朝藩镇之乱有一百五十多年。而五代只有区区的五十多年，加上十国也不过八十年左右，所以混乱程度更加严重。怪不得欧阳修在著《新五代史》时不住的呜呼：“五代不仁之极矣”。

虽然五代是著名的乱世，但并非是一无可取之处，在五代前期就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期“盛世”，就是唐明宗李嗣源“长达”（相对于五代的那帮短命皇帝）八年的执政时期。虽然这个“盛世”在“量”和“质”上都无法和昭著青史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提并论，但相对混乱至极的五代历史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时机，让在战乱中饱受苦难的老百姓们多了一丝对生活的企盼。

唐明宗李嗣源和唐庄宗李存勖一样，都是沙陀部人。但和李存勖不同的是，李存勖本姓朱邪，而李嗣源生下来却连姓什么都与史无考，只知道名字叫邈佶烈，李嗣源这个名字还是他被李克用收为义子后给起的。

在乱世时代，象李煜这样的书呆子是吃不开的，想不被别人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吃人的本事。李嗣源就是这样，他十三岁时便能骑马射箭，而且射雁的技术尤为一绝，每发必中（估计李嗣源的外号应该“小李广”，呵呵）。他的义父李克用很宠爱他，更何况李嗣源曾经救过他一次命。而李嗣源真正轰动江湖的是在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李嗣源奉命去郓州救援被朱温围困的朱瑄，只带了三百人便杀败当时强悍的汴州军，把朱瑄从虎口中夺了回来。之次河东军被魏博军节度使罗宏信偷袭，李嗣源断后让前军撤退，李克用给他的部队命名为 “横冲都”，一时间，李横冲的大名响彻河朔诸镇。

在李存勖和朱友贞长达十年的争夺中原统治权的战争中，虽然李存勖的军事天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功劳不可能只归于一个人的账上（虽然李存勖坚持这样认为），周德威、李嗣昭、郭崇韬这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功劳最大的，无疑是李嗣源。当初李存勖在郓州全歼王彦章的时候，李嗣源就劝他偷袭汴梁，擒贼擒王。李存勖同意后，李嗣源率兵直扑汴梁城，朱友贞畏俘自杀。李存勖曾经动情的牵着李嗣源的手说：“我的天下可以说是大兄你打下来的，以后我们一起共享富贵。”，虽然没多久李存勖就把这个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

李嗣源从戎三十多年，大战小战数百起，在军中的威望极高，人称李令公，这也是李存勖渐渐对李嗣源疏远的主要原因。在乱世中，失去民心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失去军心，其实在“盛世”中何尝不是如此。

由于李存勖的昏愦糊涂，酿出魏博兵变，导致李存勖兵败身死。不能说李嗣源对此一点责任没有。事实上，李嗣源的“无责任过错”和赵匡胤的“无责任过错”都不过掩人耳目的政治表演罢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指责李嗣源（赵匡胤）不忠于李存勖（柴宗训），一个人的忠与不忠不在于“小我”的表现，而在于“大我”，即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李存勖虽然是军事天才，但在政治上远不成李嗣源成熟，所以李存勖灭梁仅仅三年便迅速腐化坠落。后唐局势岌岌可危，再次爆发大动乱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时李嗣源站了出来，并迅速稳定住了局势。

李嗣源当上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在李存勖时代因“刻敛天下之财”而惹众怒的租庸使孔谦，改由任圜以宰相兼判三司。三司是指度支、户部、盐铁转运三个国家财政要害部门的总称，三司使是实际上的国家财政大总管，权力极大，当然也是个肥差使。并废止专职的盐运使、租庸官职务，而由节度使或刺史兼管。李存勖当政时期，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李嗣源为了清除积弊，杜绝后患，不惜痛下狠手。先是把同光朝祸害天下的宦官集团进行剿杀，除了留下一些做为宫中杂役外，把那些因避李嗣源起兵而躲到庙里当和尚的太监，也都给揪出来砍头。而李嗣源对那些“闲坐说玄宗”的“白发宫女”们也大发善心，多数遣归家乡，择婿而嫁（真是善举！）。

虽然李嗣源此时已经富贵至极，但因为他出身民间，所以对民间的疾苦非常关心。李嗣源知道老百姓沉重的负担其实多是由于地方官借着官府的名义横征暴敛引起的，所以李嗣源下诏，让地方的封疆大吏们除了春节等重大节日可以向内廷进奉钱物外，这也只能“千里送鹅毛”，略表孝心，其他时间不允许打着皇帝的旗号搜刮老百姓的财物。李嗣源不仅对“立国之本”的农业进行恢复性改革，还对“四民之末”的商人专下一道诏令，规定一些必要的税收，不允许地方官滥设杂税，以此保证商业的正常运转。这些诏令传到民间，老百姓和商人们欢跃异常，无不齐称万岁。李存勖夺取中原，不仅没让“四民”从朱梁的“暴政”下解脱出来，反而更加痛苦。这次李嗣源的几大举措，深得民心，而且大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薛居正评价李嗣源“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二

如果五代时有居民户口本的话，那么李嗣源的户口本上文化一栏上填写的将是“文盲或半文盲”，李嗣源不认识字。当然，这并不能妨碍李嗣源“好好学习、茁壮成长”的决心，他经常让枢密使安重诲读书给他听。哪知安重诲也是个半瓶醋，识字不多，安重诲说的不知所云，李嗣源听的云山雾罩，两人大眼瞪小眼，很有意思。

不过安重诲还算是个诚实人，知道自己的那点斤两，便对李嗣源说：“陛下，臣虽然受陛下恩宠，入掌军机，大小事体能勉强处理。但臣确实没读过多少书，不能解陛下之惑。还请陛下简选几个大文豪，给陛下讲讲历史课程。”李嗣源觉得这个办法好，便让翰林学士冯道和赵凤入端明殿，时常伴从讲课。

李嗣源尝到了启用新人的甜头，便考虑黜退那些不思进取、满脑子教条的老家伙们，尤其是豆卢革这个老东西，当然不能排除李嗣源想抹去李存勖时代印迹的可能。也该豆卢革倒霉，在李嗣源厉行改革的当口，豆卢革却在皇帝面前耍起了大牌。在朝见李嗣源时，豆卢革不能严格遵守君臣礼仪，有时对李嗣源说些不恭敬的话，让李嗣源很生气。便借着豆卢革多领公务员薪水的问题发挥，把豆卢革和他的好朋友韦说贬到了荒郊野岭，不久将豆卢革赐死。

人事安排向来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焦点，古代也不例外。李嗣源罢免了豆卢革，但却没有具体的人选，他让两大重臣安重诲和任圜荐举人才。这二位本就不没穿一条裤子，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党同伐异的，安重诲听从狗头军师孔循的建议，推荐了太子宾客郑钰和太常卿崔协，而任圜又说御史大夫李淇可堪大用，两人各持一词，互不相让。结果李嗣源却说：“朕着学士冯道不错，”冯道连升数级，进了“上书房”，同时入选的还有崔协这个安党成员。

这样的安排很不妥，打破了权力平衡的潜规则，崔协入选即让安重诲觉得皇帝偏向他，又让任圜受到了打击，这样只能加剧两人之间的斗争。在两大权臣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中，不能让一方压倒另一方，否则胜出的一方便会得寸进尺，最高权力便会受到严重挑战。

任圜对此极为不满，虽然没敢公开指责李嗣源，但在日常的会议中，任圜的不满情绪还是不由得的流露出来。有一次他和安重诲在李嗣源面前争论公务人员出差经费的问题，任圜乱发脾气，让李嗣源很不高兴。

退回内宫后，便有宫女乘机说任圜的坏话：“奴婢从来没有见宰相议事时如此意气用事，可能是他没把皇帝放在眼里吧，不然也不敢这样。”李嗣源一听脸色立刻沉下来，没多久，便罢免了任圜。任圜也乐得清闲，回家准备颐养天年，可没想到安重诲还是没放过他，劝说李嗣源赐死任圜（任圜象极了明隆庆首辅高拱）。

安重诲对孔循很是高看，可没想到孔循却嫌安重诲这根枝头不大，想另寻高枝。正好，李嗣源想为已经成年的三子宋王李从厚娶妻，听说安重诲的女儿不错，便要与安重诲结为亲家。可孔循却劝安重诲“相公现在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必要再结皇亲。”安重诲觉得有道理，便婉言谢绝了皇帝的好意。安重诲是个粗人，哪有老狐狸孔循的花花肠子多，孔循趁机用重金结交李嗣源的宠妃王氏（刘鄩的侍妾花见羞），希望王氏能劝说李嗣源为李从厚迎娶自己的女儿。王氏在李嗣源面前一言九鼎，果然喜讯传来，孔家女儿入选王妃。安重诲一听，差点没气死，大骂孔循是个老狐狸，大滑头。

虽然李嗣源在用人问题上举措失当引起党争，但毕竟他还是有致治太平的愿意。但有人却不希望天下太平，五代时期，战乱对百姓来说是灾难，但对某些军阀来说，战乱却是他们富贵的来源，所以太平对这些靠战争吃饭的军阀来说简直就是灾难，驻节汴州的宣武节度使朱守殷便做如是想。

天成二年（公元 927年）十月，李嗣源准备视察汴州，但却被朱守殷理解成了李嗣源要仿效汉高帝刘邦云梦故事，在汴州拿掉他，朱守殷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便起兵造反。李嗣源一听那还了得，立刻将“巡幸”变成“亲征”，让宣徽使范延光和宝贝女婿石敬瑭打头阵。李嗣源随后率大军赶到汴州，下令攻城，城中的官民纷纷逃向官军，朱守殷成了光棍，没奈何，只好聚族自杀，到阴间做皇帝梦去了。李嗣源扑灭叛乱，留下石敬瑭驻守汴州，率军回洛阳。

虽然平定了朱守殷，但想让天下太平，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天成三年（公元 928年）的四月，义武节度使王都在定州又反了，距离上次朱守殷叛乱仅有半年的时间。王都是前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义子，义武军从唐末到李嗣源时期都一直处在半独立的状态，和中央政府只维持表面的从属关系。

朱守殷造反是纯粹的军阀叛乱，而王都之所以造反主要还是因为他和李嗣源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治集团，王都的女儿嫁给了唐庄宗李存勖的儿子魏王李继岌，关系极“铁”。李嗣源夺取了本应由李继岌继承的后唐政权，王都没当上“皇帝他丈人”，当然仇恨李嗣源。

李嗣源早就想拔掉这根刺，之前由于局势不太稳定，还不便动手。现在感觉机会差不多了，便公开和王都撕破脸皮，派出宋州节度使王晏球讨伐王都。王都知道自己力量难以对抗中央军，便盛情邀请契丹出兵，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石敬瑭的未来小干爹）新立不久，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树树威望，便派酋长铁刺发兵前来。王都仗着契丹兵能打，在嘉山（今河北曲阳附近）和王晏球的中央军大打出手。可没想到中央军挺难对付，联军被狠狠修理一通，王都狼狈窜回定州。王晏球率军攻打定州，这时契丹主耶律德光不甘心他对中原的“处子战”如此收场，又派涅里衮等人前去救援。

王都又来了精神，又下战书约王晏球决战，王晏球非常高兴的接受了邀请。两军在曲阳城南大战，唐军士气很盛，联军不是对手，被唐军杀的横尸遍野，契丹军死伤大半，剩下的弟兄们见势不好，全都溜回家乡去了。王都又一次窜进定州，死守不出。一直坚守了八个多月，直到天成四年初，王晏球才在定州将校马让能的“帮助”下攻破定州，王都举族自焚，契丹酋长铁刺被俘，押到洛阳处斩。

耶律德光一听败报，气的直跺脚，没想到李嗣源这么不好惹，但他没有甘心失败，毕竟中原的富饶对于他这个游猎皇帝来说具有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三

平定朱守殷和王都叛乱以后，各地藩镇都老实了一阵子，不敢在这个时候冒尖，李嗣源在军民中的威望已经超过了李存勖，想反也没机会。李嗣源好不容易迎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开始偃武修文。

李嗣源虽然是行武出身，但骨子里他并不是一个凶狠好斗之人，“为人纯质，宽仁爱人”，这一点和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很相似。说到赵匡胤，倒想起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来，就是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公元 926年）的某一天晚上，焚香祭天，说：“我无才无德，让我做天下之主实在勉为其难，天下大乱已经上百年了，希望上天能怜悯苍生，早日出一个圣人，救黎庶于水火。”，果然，当天夜里，在洛阳夹马营中降生一个男婴，就是后来实现统一的宋太祖赵匡胤。这个故事来源并不太可靠，源出北宋名臣王禹偁所著的《五代史阙文》明宗条，很可能是宋朝人为了美化赵匡胤而捏造出来的。

李嗣源曾经和翰林学士赵凤谈及君臣关系，李嗣源很感慨的对赵凤说：“先帝为了褒奖功臣，曾经赐给我和郭崇韬、李继麟免死铁券，可结果郭李二人皆被灭族，朕也差一点成先帝刀下之鬼。”赵凤的回答很有道德力量：“皇帝把仁爱放在心中、行于事中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搞什么形式主义。”

赵凤不愧是个儒中君子，和那些溜须拍马顺杆子爬的犬儒们在人品上不知好多少。以前庄宗刘皇后想认张全义做干爹，赵凤就力言不可，后来任圜被赐死，也是赵凤为任圜极力争取，虽然两件事都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赵凤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而同时和赵凤进入翰林院的冯道此时已经荣升宰相，一直觉得五代十国人物如过江之鲫，但真正可以称之为顶尖人物的只有三人：柴荣、李煜、冯道。柴荣雄才大略冠绝五代，李煜开宋词之先，都是毫无争议的。唯独这个冯道，后世争议极大。冯道一生共侍奉过五个朝代十一位皇帝（还不包括刘守光），而且都是位极人臣、名望隆重。象冯道这样“虎狼丛中也立身”的人物，放眼今古，绝无仅有。

虽然冯道“忍耻以偷生”的做人原则遭到了后世史家的严厉批判，但冯道之所以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绝不是靠諂媚得宠，那也是有真本事的。冯道的政治才能也绝不是张全义之流所能相比的，李嗣源早就听说过冯道的才华，后来登基后便把冯道找来，非常的宠信。

李嗣源渴望做一个有道明君，身边没有直言敢谏之士不行，冯道就对李嗣源说过：“现在天下无事，四海清平，但陛下不能因为形势稍好一些就贪图安逸、纵欲声色，只有兢兢业业才能有守住基业。”

李嗣源点头称是，问冯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日子过的怎么样？”冯道说：“士农工商四业中，农民活的最辛苦。遇上灾年农民就要挨饿，即使年岁丰收，农民还要为粮食价格低发愁，陛下应该多体恤民情。”冯道把唐懿宗时进士聂夷中所作的《伤田家》一诗背给李嗣源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诗写的虽然很浅显，但道理却很深刻。”

要说李嗣源也确实是块明君的材料，要换成李存勖，早就听了不耐烦了，找戏子们耍乐去了。李嗣源听后，大为赞赏，说道“这诗写的真好！”便让侍臣抄下这首诗，经常让人念给他听，做为警句。

后来李嗣源得到了一块玉杯，上面刻着几个字：“传国宝万岁杯”，李嗣源很喜欢，并让冯道也欣赏欣赏。可冯道却说：“是宝贝，但只是有形有价的。而无形无价的宝贝却是仁义，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无敌天下。”李嗣源更加高兴。当然这并不是冯道在拍马屁，说的确实这样，仁者无敌，古今皆然。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公认的明君，从谏如流，用贤去恶，他和魏征近乎完美的配合是君权和相权相互制约、有机合作的典范。李世民之所以称为明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魏征的功劳。李嗣源也是如此，虽然他和冯道远远比不上李世民和魏征，但仅凭他们的这些才能已经可以在重武轻文的五代十国时鹤立鸡群了。

冯道的直言敢谏对李嗣源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李嗣源在战乱年代力所能及的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历史肯定的。天成五年（公元 930年）二月，李嗣源把年号改为长兴元年，大郝天下，除了“十恶五逆、屠牛、放火劫舍、合造毒药”等重罪外，赦免其他罪行。牛是小农经济时代生产的头号主力，没有牛“无言的付出”，恢复生产只能是一句空谈。

农业生产仅靠耕牛是不够的，还需要农具，但当时出于战争的考虑，统治者多严禁民间私造农具，而由官府制造然后卖给农民。对于这个弊端，李嗣源也考虑到了，他下诏开放铁禁，允许农民自已打造农具和其他生产用品。

自唐懿宗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烦，底层人民苦难深重，一直到遇上这位小一号的“唐太宗”李嗣源。象李嗣源这样的人物，在五代中属于“稀有动物”，老百姓自然惊喜交加：可碰上好皇帝了。

虽然封建时代所谓的明君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派，他们的本质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在历史渐进过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局限性并不能成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借口，历史总是向前进的，只要历史人物的所做所为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四

自从任圜被李嗣源给罢免之后，安重诲少了一个对头，从此大权独揽。安重诲借机在政治上大搞近亲繁殖，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在军事重镇当一把手，却又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决策圈，这样安重诲就可以安心的做他的二号皇帝。

少了任圜这一极，政治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一个感觉不对劲的就是李嗣源。面对安重诲咄咄逼人的态势，李嗣源有些后悔，但他做事比较稳当，所以还没怎么发作，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这时在民间忽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有术士看过安重诲的面相，说他“日后必将大贵”。并说安重诲不久就要率军讨伐淮南，要统一天下云云。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了李嗣源，李嗣源一听怒不可遏，便把安重诲叫去，责问道：“听说你私建军队，要攻打淮南，这事朕怎么不知道？”

安重诲被李嗣源骂的一头雾水，醒过神来后才大声呼冤：“兴兵讨伐是国家大事，这应该由皇帝做出决定，臣哪敢如此僭越？一定是有人在中伤臣。”李嗣源“哦”了一声，又找来指挥使安从进等人，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安从进和安重诲关系不错，拿自家老小做保安重诲必无反心，李嗣源这才作罢，但对安重诲的疑心越来越重。

安重诲在权力的分配上想吃独食，自然得罪了一大批吃不到美味的人，这些人来头并不比安重诲小，其中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和安重诲最不对头。李从珂曾经酒后打过安重诲，虽然醒酒后道歉，但安重诲却记下了这个仇。安重诲对李嗣源的二儿子秦王李从荣（长子李从审死于庄宗时）和三子宋王李从厚从来都是恭敬有加，唯独对李从珂冷眼相待。李从珂自持有功，哪把安重诲放在眼里？也绝不象唐肃宗李亨对高力士这个老太监那样低三下四的喊“阿翁”，安重诲屡次陷害李从珂，甚至构陷李从珂私造兵器意图谋反。李嗣源耳根子一软，便让李从珂勒令归府，软禁起来。安重诲想斩草除根，幸亏王德妃从中周旋，李从珂方才保住性命。

长兴元年（公元 930）九月，东川节度使董璋造反；十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也反了。这二位在唐庄宗消灭前蜀后不久便来到任，由于山高路远，加上中原内乱，便想关起门来做大王。董璋和孟知祥各据东西川，互相“礼尚往来”，勾搭成“奸”，相约一起造反。董璋反后，李嗣源派出女婿石敬瑭前去平叛。

石敬瑭刚开始还能打，一直攻到剑州（今四川剑阁），董璋向孟知祥求救，孟知祥一听剑州没了，那还得了，不要他的命？气的大骂董璋草包，派出精锐去救东川。石敬瑭在剑门被西川兵设伏击败，石敬瑭大败，大骂干姑父孟知祥（孟知祥娶李克用长女为妻）吃饱了撑的造反，连累他跑到这里活受罪。石敬瑭给李嗣源“拍电报”称进军不利，乞求援兵。

李嗣源在中原的“小康建设”不得不放缓，把精力集中在平定西南的叛乱上。李嗣源问安重诲怎么办？安重诲说：“臣掌管军事，平叛之事属于臣份内职责，臣愿出马擒贼。”李嗣源也无人可派，只好同意。

安重诲自诩懂军事，可翻开他的简历表，却发现他除了跟李嗣源几十年混迹江湖之外，没什么独立处理军事事件的经历，能力更让人怀疑。果然，安重诲的“军事天才”充分暴露出来，他一路西进，征调民夫运粮，结果路途艰险，人畜死伤无数，还没到东川呢，各路藩镇的告状便飞到了李嗣源的桌上，说安重诲残剥百姓。李嗣源早就对安重诲不满，更加的疏远安重诲。

安重诲路过凤翔时，对他自认的死党朱弘昭说了几句对李嗣源不满的话，然后赶赴东川。可朱弘昭是个大滑头，一面上奏李嗣源说安重诲对朝廷不敬，一方面又写信给石敬瑭说小心老安对你打坏主意，夺你的兵权。石敬瑭知道安重诲是个粗人，不讲理的，就再给安重诲做了几双“小鞋”，上奏老丈人：“安重诲有不臣之心，在这里更加给女婿我添乱，还请陛下把他调回去吧。”

李嗣源接连接到告安重诲有异心的报告，越觉得安重诲比董璋更加不可靠，便调安重诲为河中节度使。安重诲知道皇帝想抛弃他了，一时难过便上书请求退休，李嗣源觉得他在演戏，不同意。安重诲更加懊恼，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李嗣源耳朵长，听见了，那还有安重诲的好果子吃？密令保义节度使李从璋借接替安重诲职务之名，去河中诛死安重诲。

而驸马爷石敬瑭在川中屡战不利，孟知祥和董璋玩“合纵”，石敬瑭也没了辙，只好无功而返。唐军刚一撤出，两川的“合纵”关系立刻瓦解，董璋和孟知祥开始刀兵相见，互相厮打。但董璋志大才疏，手下又没有象赵季良这样的“高参”，斗了几个回合，不是孟知祥的对手，战败被杀，孟知祥吞并东川，李嗣源死后（公元 933年）不久便在成都称帝，史称后蜀。

李嗣源谢幕

五

安重诲死后，李从珂又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第二春。而李嗣源做为李从珂的继父（李从珂的母亲魏氏后嫁给李嗣源），对这个“油瓶子”的感情很复杂。李从珂跟随李嗣源三十多年，不离不弃，甚至李嗣源最为困苦的那段时期，李从珂外出做苦力、掏马粪换钱奉养继父，李嗣源每每想到都感动不已。但话说回来，李从珂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李嗣源的三个亲生儿子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益素无军功，能力都不如李从珂。一旦自己撒手西去，李从珂会甘心的对李从荣等人俯首下心么？

血缘是维持家天下统治的核心纽带，不在乎你能力如何，只在乎你的血统。李从珂有大功李嗣源，但李嗣源在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却不可能把皇位交给李从珂，后来的郭威把皇位传给养子柴荣是有特殊原因的，郭威的亲生孩子们在后汉被杀的干干净净，没办法这才让柴荣做继承人。当然，即使郭威的儿子不死，柴荣也不是没有可能从郭家手中夺取皇位。

李嗣源虽然在登基后并没有立刻宣布皇储人选，但皇次子李从荣做为实际上的嫡长子，是“大唐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李从荣为人比较轻佻，志大才疏，而且喜欢附庸风雅，经常召集一帮酸腐文人在府中饮酒赋诗，还出了一本《紫府集》，并吹嘘自己的诗天下无双（比李白杜甫如何？）。

李嗣源知道这个儿子能吃几碗干饭，便经常告戒他：“你是军人家庭出身，治国安邦才是你要认真学习的，你诗写的再好，能比过得白居易？你的水平你老爹我还不知道？万一传到民间，成为百姓的笑柄，也有损皇家的尊严。”

李从荣表面唯唯诺诺，但一出宫去便“涛声依旧”，根本听不进去老爹的教诲。李从荣自持第一皇位继承人的身份，每次上下朝，都是前呼后拥，张兵露刃，好不威风。甚至还提前草就了《檄淮南书》，以便为日后统一天下时做舆论准备（有点早了吧）。

我们经常用“喜怒不形于色”来形容一个人有城府、深不可测。这些人做事比较谨慎，处事低调，在目标没有实现之前绝不盛气凌人，他们实现成功的机率比较大。而李从荣属于相反的另一种人，性格张扬，经常在目标没有实现之前就提前公开自己的政治意图，甚至还扬言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如何如何。

李从荣在权力高层中的人缘非常差，他不仅得罪了接替安重诲在朝中主事的范延光、赵延寿，而且他和同母弟弟李从厚、姐夫石敬瑭、干兄长李从珂等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李从荣的政治智慧确实差的惊人，他也不想想，即使以后当了皇帝，得罪了那些实权派，能有自己的好日子过吗？

这些被李从荣得罪的达官显贵自然不愿意李从荣得势，便经常在李嗣源面前煽点阴火。李嗣虽然疼爱儿子，但毕竟他现在还是皇帝，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被取代的命运，哪怕取代自己的人是亲生儿子。太仆卿何泽上书请立李从荣为皇太子（估计是李从荣唆使），李嗣源果然立刻沉下脸来，说“没问题，不过朕马上就回河东养老去。”

不过，毕竟李嗣源毕竟已经六十六岁了，年老体衰，经常闹个小病小灾，大家知道老皇帝撑不了多长时间了，而且李从荣的地位也没有真正的动摇过。这些人都知道一旦李从荣继位，立刻会拿他们开刀。所以都想离开洛阳这个事非之地，做个地方军阀，以保日后有本钱和李从荣对抗。

石敬瑭是个聪明人，与其在朝中等死，不如逃出去。便借着契丹南侵的机会，请求李嗣源让他去太原抵御契丹，李嗣源哪知道石敬瑭的心思，就封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河东是五代第一号军事重镇，五代中有三个出自河东，还不算十国中的北汉，所以石敬瑭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李从珂也照葫芦画瓢，谋得了河中节度使的位子，逃了。范延光和赵延寿见二位皇亲得了好差使，羡慕不已，也都外调了出来。

李嗣源近来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一次咯血昏厥，宫人哭号不已。李从荣以为老爹已经做古，心中暗喜：“机会可来了。”大步趋出，准备兵马进宫强行继位。可没想到李嗣源昏死半天，又醒了过来。如果李从荣在宫中人缘好的话，肯定会有人迅速报告李从荣，还来得及改变计划。可宫中的那些人都讨厌李从荣，根本没人去找李从荣。李从荣率军攻打宫城，李嗣源一听儿子反了，气的浑身发抖，大呼造孽。这时也顾不得父子情谊了，父子再亲，能亲得过权力？要不朱友珪又何必手刃生父朱温？李嗣源让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率卫士去剿灭李从荣。

李从荣正在做着白日皇帝梦时，突然内廷下诏说皇帝复苏，声讨反贼李从荣，吓的差得从马上掉下来，他身边的那帮狗党一听皇帝没死，谁还敢跟李从荣作乱，一轰而散。李从荣逃回府中，和老婆刘氏藏在床下，被官军揪了出来，乱刀砍死。

李嗣源经过这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精神崩溃，号哭不止。李从荣死后，最年长的儿子要算三子宋王李从厚，李从珂虽然时年五十岁，但毕竟不是亲生的，不算数。李嗣源知道自己不行了，速命人把李从厚从汴州召回继位。李从厚得到诏书连夜赶回洛阳，这时，李嗣源已经死去三天了。李从厚在灵前继位，追谥李嗣源为明宗皇帝。李嗣源死于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寿六十七岁。

五代五十三年间共走马灯似的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平均在位不足四年，这段并不算著名的乱世留给后人深刻的印象不多。最让人称道的只有两个时期：周世宗柴荣的统一大业和唐明宗李嗣源的守成时期。五代皇帝多残忍好杀，李嗣源杀人也不算少，动辄毁人家族。但这些多是上层建筑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对于广大社会底层的百姓来说，李嗣源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在封建社会里，老百姓无权选择最高统治者，所谓明君的标准也不可能脱离阶级性的范畴。老百姓的要求往往很低，只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的好一些，这个要求并不高，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李嗣源做的很出色，虽然他在军事外交上的成绩不是很突出，但做为一个乱世皇帝，他所能够做到的些，已经让老百姓很满意了。

六

宋王李从厚从来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能成为九五之尊，君临天下。李从厚是个很老实听话的孩子，和他的哥哥李从荣完全不同。象李从厚以及陈废帝陈伯宗这样的“懦弱无能”的皇帝，如果放在承平时代，大的成绩做不出来，但兢兢业业的守住家业还是可能的，唐高宗李治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当然，李治并非“无能”，只是他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极著名的皇帝：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老婆大周皇帝武则天中间，便显得李治有些“无能”。

在五代这个以军功夺天下的混乱时代，没有军队的支持是根本撑不了几天的，李从厚没有主持过军务，在军队中的威望更是一片空白，许多地方上的实力派都对李从厚颇为不屑。李嗣源活着的时候，这些人还不敢有什么想法，但李嗣源这时已经不在了，所以有些人便按耐不住性子，想要“有所做为”，趁着乱世大捞一票。

李从珂虽然功勋卓著，但却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对于这一点，李从珂早就对继父李嗣源深怀怨望，他也许在想：“当我三十多年跟随继父南征北战的时候，还没有你李从厚呢，凭什么我吃苦你享受？”有了这种想法，李从珂哪里还能坐得住？

也许是李嗣源在位期间，“战争之神”昏睡了整整七年，而当李嗣源死后， “战争之神”又忽然醒了过来。李从厚没有从政经验，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更是没什么直观的感觉，虽然当了皇帝，但大权还是掌握在“顾命大臣”朱弘昭和冯赟手中。这二位爷难得的爬上如此高位，自然忌恨那些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实力派，而此时能让他们寝食难安的只有潞王李从珂。李从厚年轻不懂事，易于控制，而李从珂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万一当了皇帝，哪还有他们的位置？朱弘昭和冯赟经常派人暗中到凤翔去抓李从珂的把柄，寻找下手的机会。

朱弘昭苦思良久，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发出调令，对地方长官进行易地调动，不能让这些人在一个地方呆的太久，否则就会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威胁到中央的安全。朝廷下旨，让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调任为成德节度使，而把李从珂从凤翔调往河东。

李从珂知道这肯定是朱弘昭的鬼主意，他在凤翔积累的人脉和实力眼看就要失去，河东是好地方，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没三五年的功夫是难以立足的。而且这样调来调去，朝廷的目的就是不想让自己拥有地方实权。没有实权，尤其是没有军权，就等于把自己放在人家的砧盘上，生死由人掌握，这谁能答应？一不做二不休，反正继父已经死了，放眼当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怎么着了。

而且他的手下也希望李从珂能成大事，李从厚当皇帝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李从珂如果能称帝，他们也能跟着鸡犬升天，何乐不为。劝李从珂起兵清君侧，说：“皇帝是个不懂事的小毛孩子，大事都由朱弘昭做主，这厮最不是东西，常想着要害大王。如果大王不早动手，悔之晚矣！”李从珂一狠心，反！

唐应顺元年（公元 934年）二月，李从珂打着“靖难”的旗号，起兵造反。要说李从珂的地盘并不大，只是西部那一小块地皮，和明建文年间起兵“靖难”的永乐皇帝情况差不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久著军功，威望较高，而且面对的是一个书生皇帝，朝廷方面的将才也不多，打起来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艰难。

朝廷得知李从珂造反，便派出西京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调动军队前去剿灭李从珂。虽然王思同这个人对李唐政权忠心耿耿，而且也拒绝了李从珂许以事之后予以重谢的诱惑，但他不是一个行军打仗的材料。王思同率军攻打凤翔，李从珂兵力不多，难以招架，几次被官军险些破城。李从珂情急之下，对部下放了一颗催泪弹：“我跟从先皇帝身经百战，浑身上下没块好肉，为了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可是皇帝昏庸无道，信用奸贼朱弘昭要加害于我，我有什么过错？！”说罢大哭，部下多是李从珂的死党，都纷纷向李从珂表示了坚定的革命决心，李从珂大喜，指挥军队死守。

官军中有一个草包将军张虔钊立功心切，挥剑逼迫官军拼命攻城，这些军爷一听就来气：“妈的，你在后边躲着，倒要让我们去送死，不干了！”，官军调转枪头，对准张虔钊就刺，张虔钊吓的骑马逃去。羽林军指挥使杨思权见机大呼道：“同志们，想要富贵的跟我投降潞王啊！”杨思权一呼万应，官军转眼之间就成了李从珂的部队。

李从珂本以为要完蛋了，没想到天上竟然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乐的快要疯了，率军发动反击。王思同还不知道这事，督师攻城，可哪想到官军受到了同伴的召唤，都跑过去降了李从珂，王思同大惧，和其他几位节度使落荒而逃。

李从珂知道形势有了好转，不敢松懈，一路东下，来到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开门迎降，李从珂先出钱犒赏三军，然后继续东进。只用了不到七天的时候，李从珂的西军就打到了陕州（今河南三门峡）。

刚当上皇帝没几天的李从厚得知老哥反了后，非常的恐惧，他是知道老哥手段的。李从厚气愤的对大臣们说：“我本来就没想到什么皇帝，现在大事都由你们来做，我知道什么？刚刚起兵时，你们都说李从珂兵少不足为虑，结果如何？你们弄出了事，却要让我来买单。也罢，我去向李从珂投降，生死由他，和你们没什么关系！”朱弘昭和冯赟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朱弘昭知道李从珂入朝，第一个灭的就是自己，与其受辱而死，不如提早了断，投井自尽了。冯赟被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杀掉，带着朱弘昭和冯赟的人头投降李从珂。小皇帝李从厚知道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也没有自奔老兄账下请罪，“巡幸”到魏州，投奔姐夫石敬瑭了。

应顺元年四月，李从珂大军进入洛阳，他心里这个美啊，大事成功，皇帝轮流做，今天该着我了。当然他还要遵守那一套“废立”程序，以示自己“得国之正”。冯道等留守大臣都想：“皇帝走了，再立一个就是，潞王就不错。”于是奏请皇太后曹氏，废李从珂为鄂王，由潞王监国，没过几天，李从珂就称帝于大行皇帝李嗣源灵前。

废帝李从厚逃到卫州，正遇上姐夫石敬瑭，哭了一通鼻子，心想终于上岸了。可哪想到他这个姐夫比蛇还滑，根本没看上这个妻弟，也并不想得罪李从珂。便假腥腥的说要替李从厚找卫州刺史王弘贽，要求他收留李从厚。

王弘贽做的更绝，不仅不愿意收留，反而劝说石敬瑭说：“虽说他是皇帝，但他现在如同丧家之狗，身边只有五十多个人，拿什么和潞王抗衡？”石敬瑭心想：“这个老王，说的真好啊！”折回来见着李从厚，也不多说废话，把李从厚的随从全都杀掉，把李从厚强行送往卫州交给王弘贽。王弘贽为了讨好李从珂，下毒将二十一岁的李从厚害死。

七

李从珂得知小弟李从厚的死讯，怮哭不已，当然是装出来的。群臣为冯道为首，也假模做样的劝：“陛下节哀顺便，人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还望龙体保重”云云。古人也会玩虚的，在权力斗争时，下手比谁都狠，但表面文章却做的花团锦簇。尤其是南北朝和五代，前朝皇帝被杀，后面跟进的无不痛哭流涕，废朝数日，演技拙劣，惹人笑骂。

前面说过李从珂的起事过程和明永乐皇帝差不多，但两人的治国才能却有天壤之别，永乐继位后，进行改革，又是修书又是下西洋，虽然动静比较大，但社会经济却在向前发展。而李从珂成功后，不但没有“逆取顺守”，反而凶相毕露，让当初跟随和倒戈的“识时务的俊杰”们大呼上当，后悔不迭。

李从珂当上皇帝，第一件事就是要封赏“功臣”，这些人跟自己当然不是 “顺从民意”，而是赤裸裸的要钱。李从珂知道军饷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意义，但让相关部门到民间进行搜刮，没想到他“穷”，老百姓比他更穷，连年战乱，经济凋蔽，李从珂刮地三尽才弄到了区区六万贯，把李从珂气的吐血，这点钱够干什么的。即使加上从太后太妃那凑来的金银财宝，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十万贯。没办法，就这些，先凑数吧。

那些兵油子们本想在李从珂身上多捞点油水，谁能想到最终落到手里的每人只有二十贯，而原在洛阳中的兵们更惨，只得到了十贯钱，这兵油子们以前都在军头那里刮了不少油，胃口早就撑大了，见李从珂如此“抠门”（也确实难为李从珂），泼口大骂：“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

李从珂暂时也管不了这帮油子，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就是要铲除他认为一切能够威胁到他地位的势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干妹夫石敬瑭。虽然石敬瑭间接干掉了李从厚，算是给李从珂送上份厚礼。但估计李从珂把这件大功记在了王弘贽的头上，毕竟李从厚的人头是王弘贽送来的。

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明宗李嗣源的至亲，而且是李嗣源夺取天下的两个头等功臣。无论是从亲情、地位、能力和威望上，石敬瑭是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哪怕李从厚不死，也是如此。何况二人关系不和，经常在李嗣源面前争风吃醋，早就成了对头冤家。

所以石敬瑭来到洛阳后，李从珂心喜得到了一个难过的好机会，想就此除掉石敬瑭，扫除后患，他身边的亲信也劝李从珂不要放了石敬瑭。李从珂想对石敬瑭，但偏偏有人不同意。皇太后曹氏是石敬瑭的丈母娘，“一个女婿半个儿”，曹氏哪里舍得。连说带劝、连哭连骂，李从珂还不敢公然和曹太后翻脸，又觉得石敬瑭此时病重（天知道是不是装出来的），感觉也活不了几天了，干脆做出顺水人情，把石敬瑭给放了，仍回晋阳。

石敬瑭侥幸逃出虎口，并没有领李从珂的人情，而是想办法自保。当然这时还不便和李从珂公开对抗，时机尚不成熟，他经常通过曹太后的关系在洛阳刺探情况，以方便制定对策。为了向李从珂表忠心，不惜杀掉了因为朝廷发放夏季军装而高呼石敬瑭万岁的军兵（这些人也是傻到家了，人情是皇帝给的，喊石敬瑭哪门子万岁？），反正这样的人物多的是，也不在乎这几个人。

为了对抗李从珂，石敬瑭利用地利之便，和邻境的契丹国皇帝耶律德光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耶律德光上次“帮助”王都叛乱被李嗣源教训了一顿，自然不服，看到石敬瑭找上门来，当然乐的出手。

李从珂虽然人在洛阳，但他的“耳报神”早就将石敬瑭和耶律德光“私通”的消息送到了他这里。李从珂知道石敬瑭这小子根本靠不住，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祸害。他手下有个侍御史叫吕琦，给李从珂出了个主意：“石敬瑭一定给了耶律德光什么承诺，所以契丹人才愿意和石敬瑭结成联盟。陛下可以釜底抽薪，派人去和契丹议和，大不了每年多出一些钱物。而且契丹述律太后的儿子李赞华还在我们手上，不怕契丹人不答应求和。如此这样，那么石敬瑭便失去了外援，陛下再出兵讨伐河东，大事可成。”李从珂听了非常高兴，直说好主意。

吕琦这个办法真绝，古贤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耶律德光不是觉得有利可图，哪会来管中原的闲事？只要李从珂给耶律德光高于石敬瑭给出的许诺，那么耶律德光也犯不着因为石敬瑭得罪李从珂，毕竟李从珂同样能他好处。

李从珂为了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又问了枢密学士薛文遇。薛文遇是个老学究，一身的“浩然正气”，说“你是天朝皇帝，怎么能够对夷狄低三下四，这也有辱陛下的名声。如果耶律德光要求陛下和亲，陛下怎么办？”李从珂有头无脑，居然后悔了，并把吕琦找来严加责骂，说什么：“我就一个未成年的女儿，你倒忍心送给夷人，你安的什么心？！”把吕琦骂的昏头转向，连连道歉，李从珂这才作罢。

而石敬瑭自从结识了耶律德光，底气越来越足，感觉准备的差不多了，但就还差一个借口，总不能说自己是反贼吧。石敬瑭便听从首席幕僚桑维翰的建议，上疏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宜驻守河东重镇，请求陛下给我换一个地方。

这明显是石敬瑭的激将法，只要李从珂一答应，他马上就有了起兵的借口。他要让天下人看看，不是我想反，是李从珂逼的。李从珂接到折子，非常兴奋，立刻答应，而吕琦和给事中李崧等人早就看出这是石敬瑭的诡计，力劝李从珂不要上石敬瑭的当，可李从珂坚决不听，觉得这是铲除石敬瑭的唯一机会，下诏把石敬瑭调往郓州任天平军节度使。

消息传到晋阳，石敬瑭差点没乐翻过去，心想：李从珂真是个白痴，就这

智商，还想跟我斗？！